在天险腊子口，回顾红军万里长征的来龙去脉，反思中共历史上最严重的矛盾和分裂，检讨“张国焘路线”的历史影响很有意义。

甘南州迭部县的城市雕塑《毛主席在迭部》很好地反映了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在1935年9月9日至9月17日之间经过甘南迭部的历史故事。

1935年6月，中央红军翻越大雪山到达川西北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在之后的7月份和八月份至9月初，党中央和红军在雪山草地之间的四川阿坝地区先后举行了十次政治局会议。红军在长征途中，翻雪山、过草地是最为艰苦卓绝的过程，也是万里长征最精彩的历史篇章。这个阶段内容丰富多彩，过程很复杂。这是长征途中自然环境最严酷的时候，在饥寒交迫的自然环境中，主要来自中国南方的红军战士遭受了身体和精神两个方面的严峻考验。就在这个极其严峻的时刻，党中央和红军内部出现了严重的分裂和矛盾。张国焘的私人野心和分裂意识急剧膨胀，他在数次党中央会议上阳奉阴违、表里不一、言行不一，表面上拥护党中央，背后积极争权夺利，和党中央在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思想路线上完全背道而驰，在长达二个多月的时间里和十几次会议中，张国焘和党中央明争暗斗，加剧了内耗，贻误了宝贵的战机，其中的教训是很深刻的。仔细深入研究这个时期的历史资料，深刻反思“张国焘路线”对于党和军队的长期影响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很有必要。

从红军长征翻雪山、过草地经过了一两个月的艰苦斗争和耐心等待、苦心争取无效之后，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在阿坝的“班佑寺”举行的“巴西会议”和甘南迭部高吉村举行的“俄界会议”之后毅然决然单独北上，1935年9月17日突破了天险腊子口，1935年9月20日到达“哈达铺”获得了“陕甘红军”的消息。这就为“北上抗日”提供了可靠的根据地，为万里长征确立了目标。因此，这里是红军万里长征的转折点，也是中国革命和近代历史的一个转折点。“俄界会议”对于张国焘错误的军事路线和政治路线进行了严肃的批判，做了历史性的决议。为了党和红军的团结，这个决议没有公开。

笔者多次沿红军长征过草地的四川阿坝地区考察长征的历史现场，收集和学习长征的有关历史资料。红军长征过草地是一个艰苦卓绝的英雄事迹，在这个人迹罕至、物资匮乏的高寒藏区，牦牛做出了很宝贵的贡献，毛泽东主席曾称之谓“牦牛革命”。笔者在这里的旅游观光点巧遇一头藏族群众的白色“神牛”，藏族老阿爸热情地邀请我骑上他家的“神牛”摄影留念，我给他付了钱之后在这个难忘的辛丑年之夏“牛年骑神牛”的历史纪念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纪念，鄙人应邀前往四川阿坝州给领导同志讲党课，对于长征中途中的“牦牛革命”印象深刻：

1935年，工农红军长征途中曾挥师西进地处高原、气候恶劣的川康地区。当时这里人烟稀少，物产匮乏，藏族、羌族等少数民族较多。

当红军刚进入川康地区时，蒋介石多次电令胡宗南，企图利用当地的土司、夷民、番族武装力量干扰和消灭红军。国民党和当地的反动头人在川康地区造谣，污蔑红军“不仅要吃粮食还要吃人”“吃娃娃”，当地村寨老百姓听信国民党谣言，因害怕红军都逃离了村子。

朱德帮助藏民种地

据朱德回忆录中记载，朱德率红军总司令部开进炉霍县时，藏民都躲进了深山。朱德看到这种情况，马上召集部队负责人宣布纪律规定：一、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二、爱护藏民的一草一木；三、在藏民没有回家之前，不准进他们的房屋；四、看管并喂养好藏族同胞留在家中的牛羊。

当时正值春耕季节，朱德带领红军总部机关干部和战士替藏民种地，他说：“现在藏族同胞对我们还不了解，暂时不能回来种地。我们能眼看着春播大好时节从眼皮底下溜过去吗？我们和藏族同胞是兄弟，我们要帮助藏族同胞把地种上，这是我们的义务和责任。”他还找来随行的“通司”，请他带几个人上山寻找藏民，做宣传解释工作，动员他们回家。

躲进深山里的藏民和喇嘛亲眼看到红军与过去的汉官、军阀部队完全不同，称红军为“新汉人”“救苦救难的活菩萨”。在红军的感召下，藏民纷纷返回村庄，并积极参加红军在藏区开展的各种革命活动。

成立格勒得沙政府

1935年8月，红军进至阿坝地区建立了大小金根据地。11月8日在绥靖县（今阿坝自治州金川县城）建立了格勒得沙政府。格勒得沙是嘉绒藏语的译音，意为藏族人民。

这是藏民族历史上第一个人民革命政权，下设绥靖、崇化等10个县级苏维埃政府；同时，还建立了革命军、藏民骑兵师、回民支队等少数民族革命武装和红军并肩战斗，巩固、保卫红色根据地。红军在阿坝地区得到了格勒得沙政府和各族人民的支援。他们给红军提供了约20万头牛、羊、马、猪等牲畜和大量粮食。（自注摄影说明：藏族群众的“神牛”不负劳役，不能宰杀，只能放生回归大自然。鄙人有幸获得藏族老人的同意付款之后在神牛的背上感受了红军当年经历的“牦牛革命”是一次非常难得的体验，感谢山神的保佑和观音菩萨的加持。一日骑牛，终生感恩。）

毛泽东曾多次赞扬羌、藏族人民群众对红军长征的贡献，他说，红军长征在川西北地区时，“红军拿了番民的粮食而欠的债！有一天，我们必须向番民偿还这笔债。”

天宝的真实故事

格勒得沙政府号召动员了当地2000多名各族青壮年参加了红军队伍，其中有一位18岁的喇嘛木尔加•桑吉悦希。1935年，他在家乡阿坝马尔康县参加了红军，成为第一批加入工农红军的藏族战士。

长征结束到达延安后，桑吉悦希进入了中央党校少数民族班学习。他在一次采访中回忆说：“有一天毛主席就摸着我的肩膀问我，你叫什么名字？我说，我叫做桑吉悦希。他想了一想，他说，我们少数民族的学生，都是宝贝。你的名字改一下，以后就叫做天宝。”新中国成立后，天宝曾担任过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和自治区政府主席。

天宝在1996年谈起红军长征时建立的这些民族自治政权对后来的影响，依然深有感触。他说，藏族历史上第一次有了人民自己的政权，也是为后来解放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因此，可以说，长征伟大的胜利对民族工作也是一个伟大的胜利。

今天，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丹巴县牦牛河谷东谷乡，有一座苯波教寺院——顶果山雍忠佐钦岭寺（简称顶果山寺），寺旁矗立着“格勒得沙烈士”纪念碑，果山寺大殿的左侧一座两层高的寺院建筑，是顶果山红军格勒得沙战斗遗迹陈列馆，保留有当年格勒得沙政府和藏民骑兵师用过的3000余件文物，见证着红军长征时期坚决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的历程。

红军进驻甘孜后，规定了一系列保护寺庙、尊重喇嘛、爱护藏民的纪律，赢得了格达活佛的好感。朱德多次与格达活佛彻夜长谈，彼此成为朋友。格达活佛将寺内的余粮献给了红军，还以其特殊的身份，号召藏民捐粮，帮助红军筹集羊毛、帐篷等物资。

1936年7月，红军北上前夕，朱德总司令专程到白利寺向格达活佛告别时深情地说：“红军北上抗日去了，你们留在这里，要团结起来，坚持斗争”“少则5年，多则15年，我们一定会回来的”。

格达活佛为送别红军赋诗一首：“云雨出现在天空，红旗布满了大地。啊，红军，红军，今朝离去，何日再归？啊，红军，红军！藏族人民的亲人。为了祖国的统一，你历尽了艰辛，踏上了征程，愿佛祖保佑你，盼你早日回归。” 五世格达活佛在80年前怀念红军的这些诗句，如今已经被谱上曲，编成弦子，当地称为“格达弦子”，在甘孜群众中广为传诵。

红军走后，格达活佛冒着生命危险，亲自安排把230多名红军伤员保护在白利寺内养伤，待他们康复后，又派人将他们转送到安全的地方。

很可惜，在1950年8月，格达活佛进藏劝说西藏地方政府进行和平谈判，实现和平解放的途中，遭特务暗杀，终年47岁。

为红军长征提供帮助的博巴人民政府

博巴人民政府作为一个民族自治政权，对红军提供了很大的帮助。红军北上离开时，博巴人民政府组织了100多人为红军当向导、做翻译；博巴人民政府还接收安置大批红军伤病员，仅在甘孜、道孚、炉霍三地就接收了3000人左右的红军伤病员。

以上资料附注于此。这是红军长征路过草地留下的感人故事。回到甘南，在卓尼的“车巴沟”贡巴寺附近遇到了一个外地的“牛贩子”拉着一车小牛犊子，我花钱从牛贩子手里买下了两只可爱的小牛犊，寄养在寺院附近的一个老阿妈家里。这是我在辛丑牛年的一个还债吧？替我给山神的神牛还债。毛泽东主席说，红军长征在川西吃了很多粮食和牛羊，有朝一日我们必须还债。我们应该永远铭记毛泽的主席的这个教诲知恩图报。

毛泽东后来称赞在藏族地区建立的格勒得沙和博巴人民政府为“牦牛革命”，因为这些人民政权是由以放牧牦牛为生的少数民族群众建立起来的。（中国西藏网 文/崔云飞）

这是红军长征过草地的自然生态景观。这是盛夏季节笔者前往四川阿坝地区体验长征经过草地的自然环境。

红军走过的地方成为最有吸引力的旅游景区和观光路线。

几年以来，在讨论党史的若干问题中，我和本单位的几位同事经常一起交流，尤其是和董汉河先生与梁仲靖同志一起反复讨论，不断加深了我的认识。通过对历史资料的深入学习和全面思考，颇有感受的一点就是：对于党史中的许多复杂问题需要我们心平气和地认真研究，不能主观臆断和情绪用事，不能简单化、极端化地用片面的观点看待复杂的历史事件。研究中共党史，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修炼自己，提高自己的思想认识和精神境界，尊重客观事实，避免主观臆断，不断地在广泛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检讨中提高自己的道德涵养。如何看待历史人物？如何认识历史事件？个人的心态和精神状态很重要。我们都是历史的产物，都是受党多年教育成长起来的，对于个人和组织的关系，对于局部和整体的关系，对于党和群众的关系，我们应该树立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研究长征历史，研究党内各种各样尖锐复杂的政治斗争和路线斗争，我们只有心平气和才能获得公正客观的历史结论。真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真理和历史真相要求我们必须“跳出三界外，不在无行中”。唯有如此，才能看破真真假假的是非纠缠的疑团迷雾。不要急，让我们慢慢道来。

一、长征路上的草地争论

1935年6月12日，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同志领导下开始翻越夹金山，进入懋功（今小金县）境，并与红四方面军李先念所部胜利会师。其时，红一方面军辖第一、三、五、九军团和军委纵队共计2万余人，红四方面军辖第四、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三、独立师、特务团、炮兵团、后勤机关共计八万余人（号称十万）。

两大主力会师不久，部队陆续北进，于6月下旬开始从懋功出发，经抚边、两河口（今小金县两河乡）等地翻越梦笔山，分驻卓克基、马塘、马尔康、松岗等地。第一、三军团与中央机关于7月上旬继续向黑水方向前进，7月下旬进驻毛尔盖（今松潘毛尔盖）和小黑水及松潘县城西南部地区。8月上旬红一、四方面军合编后分左右两路北上。右路军由党中央、前敌总指挥部率领，辖第一、三、四、三十军及军委纵队、红军大学，分别于黑水、茂县西北部，向松潘毛尔盖附近地带集中。8月18日开始陆续穿越草地。8月24日之后，部队进抵班佑、巴西地区。左路军由红军总司令部率领，辖第五、九、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军及军委纵队一部，从里番（今理县）、四土（今马尔康属梭磨、卓克基、松岗、党坝）北进。8月下旬进抵阿坝地区。后来由于张国焘一再坚持令红四方面军南下并已有所行动。党中央于9月9日夜至9月10日凌晨率红一方面军离开巴西，次日到达俄界（今甘南迭部县达拉沟高吉村）。

党中央率红一方面军北上甘南之后，9月中旬红四方面军主力奉张国焘之令南下，10月初到达脚木足、松岗、马尔康、卓克基、梭磨一带。到10月下旬控制了靖化、丹巴、懋功大部境域。接着向南翻越夹金山向南于11月上旬占领宝兴、庐山、天全等地。南下失败后，1936年2月中旬再翻越夹金山进懋功。长征穿越草地时在阿坝地区召开的几次重要会议：

（一）两河口会议

党中央在雪山草地期间，为了制定有关方针政策、统一思想认识以及与张国焘分裂党中央的行为作斗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1935年6月26日在懋功两河口召开的会议由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邓小平等参加。会议通过了一、四方面军会合之后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创建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方针。面对日益紧迫的全国抗日斗争形势，6月29日在懋功两河口召开了政治局常委会议，着重研究了全国抗日问题，还讨论了组织问题，决定张国焘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徐向前、陈昌浩为委员，以统一两个方面军的指挥。

（二）卓克基政治局常委会议

7月3日中央政治局在卓克基土司官寨召集了政治局常委会议，毛泽东、周恩来等参加了会议，会议研究了民族问题。

(三)黑水芦花会议

7月18日中共中央在黑水芦花召开了政治局常委会议，研究解决张国焘提出的组织问题。为照顾党和红军的团结，会议决定由张国焘任红军总政委，陈昌浩任中革军委常委等。

摄影说明：笔者在阿坝州考察红军长征的历史遗迹。

1935年7月21日，中共中央在芦花召开政治局会议，主要讨论了红四方面军的有关事宜。会议就红四方面军的发展历史和军事情况、政治工作情况等报告进行了讨论。并决定决定组织前敌总指挥部，由徐向前兼总指挥，陈昌浩兼政委，叶剑英任参谋长。

（四）毛尔盖的两次会议。

1、沙窝政治局会议

中共中央于8月4日至6日在沙窝（今松潘县毛尔盖地区的血洛寨）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形势和任务的决议案》，还讨论了组织问题，拒绝了张国焘有意多提拔四方面军工农干部的要求。同时增补徐向前、陈昌浩、周纯全为中央委员。陈、周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何畏、李先念、傅钟为候补中央委员。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总部，由周恩来任司令员兼政委。

2、毛尔盖政治局会议

为明确红军的行动方针，中共中央于8月20日在毛尔盖索花寺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再次讨论了战略方针问题。通过了《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要求红军迅速北进占领洮河东岸地区向东发展，以创建陕甘根据地。指出西渡黄河向更西北地区发展是危险的退却方针。

（五）巴西会议

1、巴西政治局常委会议

1935年8月29日，中共中央在巴西班佑寺召开政治局会议，研究教育与宣传会议。

2、巴西政治局会议

9月2日，中央在巴西班佑寺召开了政治局会议，讨论了红一方面军的工作方针问题，毛泽东就红一方面军工作方针作了报告，强调了加强红一、四方面军的团结和统一行动的重要意义。

3、巴西非正式会议

鉴于张国焘反对北上坚持南下的严峻情况，9月9日晚在阿西茸牙寨周恩来住处召开非正式会议，周恩来、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王稼祥、陈昌浩、徐向前7人参加会议，会议决定发报要张国焘执行中央北上方针，并通过了毛泽东拟就的电文。

4、巴西紧急会议

由于张国焘一再违抗中央指示，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王稼祥等中央领导立即于9月9日晚深夜在阿西茸红三军司令部驻地牙弄寨召开紧急会议。与会者一致认为，要张国焘北上已无可能，决定采取果断措施先行北上，并由毛泽东起草《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

张国焘召开的几次会议

1、阿坝会议

中央率红一方面军主力北上后，张国焘在9月13日下午在阿坝县格尔底寺大殿内召开了中共川康省委及活动分子会议。会议通过了张国焘所作报告为主要内容的《关于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斗争的决议》，极力反对诽谤、攻击中央北上方针，坚持南下。

2、卓木碉会议

1935年10月5日晚，张国焘在卓木碉（今马尔康脚步木足）的白赊喇嘛庙主持了高级干部会议。张国焘在会议上再次批判中央北上方针是“右倾机会主义逃跑路线”，最后做出了关于成立第二中央的组织决议，彻底分裂中央。

1936年8月5日，中共西北局在求吉寺召开会议，主要讨论党内生活和今后行动计划两个问题。由于南下方针的失败和张国焘路线的破产，在大多数与会者的反对之下，张国焘最后放弃了西渡黄河向青海、新疆发展的意见，并通过了立即进行岷州、洮州、西固（今舟曲）战役的计划。

摄影说明；笔者在四川阿坝州考察红军长征过草地的历史遗迹的生态环境。

参考文献：

一、黄新初主编，中共阿坝州委党史研究室编著《雪山草地红色旅游》，四川出版集团、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年8月第一版

二、中共阿坝州州委党史研究室编著《红军长征在阿坝》，四川党建期刊集团，四川民族出版社2016年第一版。

三、柯延主编《毛泽东生平全纪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一版。

这是四川阿坝州的“黄河长江分水岭”，在这里考察红军长征过草地的自然生态环境和地理景观，思考长征路上的路线分歧很有意义。这里的地理形势和天气情况与民族成分和社会关系都很复杂。在这里发生的人物故事和历史事件具有特殊的时空背景。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甘南的腊子口，还是阿坝的马尔康和卓克基，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理分界线，都是位于地理学意义上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分水岭。地理分水岭和历史分水岭的高度重合，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巧合，而是特定的时空偶合。这个分水岭既是自然界的分水岭，也是人类社会成败得失功过是非的分水岭。

这是前往马尔康的途中摄影记录。考察阿坝州的自然生态景观和气候环境特征，探究在这里发生的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

在前往卓克基途中，我们经过了红军长征过草地的地理景观带和“江河分水岭”：这里是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自然分水岭。这个分水岭是一个特殊的“阴阳分界线”，是南北地理气候的分界线，也是生死、成败、聚散离合的分界线。大自然在这里分判阴阳生死，人类社会在这里分别善恶是非。由此可见，草地的地理气候和自然生态景观与地理构造十分重要，这里是大自然的分歧，也是红军长征队伍的分歧点。“两河口”似乎注定是一个产生分裂的地方。这里是一个命中注定的永恒的“分水岭”。在神秘的中华大地上，地理关键之处隐藏着多少“天机玄妙”？这里有多少千古不解之谜啊？一些关键地点的关键的历史事件是国家和民族命运的转折点。这不是令人回味的地方吗？

地理如此，天意如此。水在这里要“分家”，人在这里也要“分家”，其中的缘故又有谁能知道呢？

心平气和地看待历史，一切都是应该的。

没有失败就没有成功的意义。

没有斗争就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团结。

没有黑暗就没有光明。

没有卑鄙就无所谓高尚。是不是啊？

红军长征在过雪山草地时发生了严重的分裂和剧烈的矛盾，这是长征途中最精彩的地方，深入研究，回味无穷。

笔者在卓克基的土司官寨参观体验。

红军的身影消失在历史的云烟之外。留下的是无限美好的自然景观。红军留下的传说故事给这里赋予了神圣的精神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