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思考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体制

两会：思考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体制

张正春

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的政治文明，下面就是我的一点想法：

一、公平执政，完善体制。问题一：什么是中国式的民主制度？

政者，正也。伸张正义、维护公平，这是政治的灵魂。主持公道，就必须有“天下为公”的胸襟，如此修养方显出大国气象和大家风度。今日中国的政治家应该有远大目光，戒骄戒躁，不能急功近利。

“两会”是中国特色的民主制度，也是中国特色的政治体制所创造的民主形式，应该大力发展和不断完善。中国的政治体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执政体制， 是“多党制”，不是“一党制”，应该明确。党中央、国务院以及人大和政协如何分工怎样配合，值得深入研究。“两会”的成功实践向世界证明：中国不是“一党制”而是“多党制”，我们必须完善这个多党制，防止“一党专政”的弊端，建立和完善中国式民主政治的独立体制。问题的关键是，不是共产党一党执政，而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执政，当然，这个中国式的政治体制有待完善和加强。必须指出的是，我们的“两会”制度还远远没有完善，也没有充分发挥它的政治作用。

新中国的政体是一个“两仪生四象”的结构：党中央和国务院是一对，在前台；人大和政协是一对，在后台。好像一个“前店后厂”的结构，前方战线与后方阵地的合理分工与有效配合缺一不可。党中央是“董事长”，国务院是“总经理”，“人大”相当于“董事会”，“政协”相当于“监事会”。现代资本主义工商管理的精华思想在中国的“四大班子”体制中似乎得到了体现。谚曰：“党委挥手，政府动手，人大举手，政协拍手。”其中自有深意，不能表面化和简单化地理解。关键是明确分工、密切配合，难点是互相制约、互相监督。

我认为，“四大班子”如何实现政治生态平衡至关重要。党中央要“稳”，国务院要“活”，人大要“前”，政协要“后”。具体想法，政府领导的平均年龄应该比党委年轻10-20岁为宜，人大代表的平均年龄应该比政协委员的平均年龄小10-20岁为宜，老中青相结合，“政府班子”以青年为主体，党委和人大以中年为主体，政协应该以老年为主体。人大决策在先，政协善后其事，不能都挤在前台只发出“一个声音”，应该适当保持距离，有一个政治分工。在中国目前的政治体制中，最薄弱、最需要加强的环节就是“政协”，如何适应新时代的政治需要，如何适应日益复杂的国际政治形势，中共中央和全国政协都应该转变观念，使“政协”的“参政议政”向“共同执政”转变，提高政协的执政能力，增强各个政治团体的政治责任，充分发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协”的政治影响。当然，提高“多党合作执政”的能力，必须以提高中共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为前提，否则，“政协”就可能成为一盘散沙而失去整合力。记得解放以后，曾经有许多人提出取消民主党派，认为“政治协商”的使命已经完成，民主党派应该退出历史舞台，毛主席不以为然，他说，多党制比一党制好，必须保留民主党派，而且提出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政治思想。今天，我们应该继承和发扬毛主席的这个民主政治思想。目前，“人大”和“政协”的功能尚未健全，缺乏相对独立性，只是中共执政的“传声筒”和“装饰品”，这对提高中共的执政能力没有益处，对于健全中国化的民主政治体制也没有益处，应该大力改善。

二、全球一体，四海为家。问题二：中国崛起如何面向世界？

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中国政治必须面向世界改革开放。我的意见，中国的政治，特别是中国的“两会”制度不能封闭进行，应该有适当的开放性，适应新的国际国内形势，体现国际化和全球化，注意吸收“世界代表”和“国际委员”，这是未来中国政治的必然趋势，应搞早做准备。应该团结海外华人，几千万海外华人是一支非常重要的政治力量，他们形成了一个具有实际影响的“海外中国”，是“中国”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他们分布在世界各地、从事各种行业的工作，应该给他们以足够的名额参与中国的政治生活，这对于中国的繁荣富强、对于中国更好地发挥国际影响具有至关重大的影响。

我认为，下一届“人大”和“政协”的“海外人员”应该由十分之一向五分之一的数量增加，将来可能要向四分之一来考虑（包括外国友人、海外华侨两个方面）。未来的中国是世界性的中国和全球化的中国，如果不能把中国的全球性事务和国际化战略放在足够重要的地位，所谓中国的崛起，所谓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是一句空话。面向世界，有容乃大，中国应该虚怀若谷，我们不能做井底之蛙。未来中国的政治包括“内政”和“外政”，到了一定的历史阶段，“外政”的比重肯定会超过“内政”，我们应该早做准备，建设中国全球发展战略的政治基础。

三、扶危济困，均平天下。问题三：什么是社会主义？

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的旗帜是社会主义，我们的理想是共产主义（世界和平、人类大同）。中国的社会制度应该和资本主义相区别，缩小贫富差距，力求共同富裕。改革开放之初，提出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现在，“一部分人”已经富起来了，剩下的事情就是要让“先富起来的人”承担起他们的社会责任，扶危济困，带动大家共同致富。如果说，最近的三十年是照顾“富人”的三十年，政策倾斜面向“资产阶级”和“剥削阶级”，那么，接下来的三十年就应该作反向调整，政策倾向就要面向“劳苦大众”和“无产阶级”。

具体的问题是，涉及到国计民生，涉及到国家安危和社会稳定，决定民心向背和政治公平，国家财富应该向公共服务和公众福利的方向转移，涉及到生态环保、农牧渔业、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等方面，国家必须大力投入。比如说，全民义务教育应该尽快考虑向高中延伸，实现12年义务制教育努力，将来还要实现大学教育的根本改革，实现全民16年义务制教育，最终实现每一个公民的终身免费收教育（包括人生教育和职业培训教育），这是中国教育改革的最终理想。

四、改革机构，开放治国。问题四：什么是治国平天下？

中国以前的机构改革只是为了适应国内市场经济发展，并不能适应全球一体化的世界形势，未来的政治经济都是全球一体化的，中国崛起以后，“治国”与“平天下”是相统一的，不能承担全球责任和世界义务，也就不可能很好地治理中国。如何使我们的政府机构适应全球化的需要，改革必须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举例来说，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应该面向全球开展工作，吸收全世界的人才，组建世界上最优秀的科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艺术家……我们能否管理如此庞大的学术团体？

我的想法，国家环保部应该更名“中国环保部”，国家民航总局应该更名为“中国民航总局”，国家旅游局应该更名为“中国旅游局”，国家气象局应该更名为“中国气象局”，文化部和教育部应该更名为“中国文化部”和“中国教育部”等等。所有国家机构必须同时承担起相应的国内事务和国际事务。

总之，国务院一切机构必须一手抓国内事务、一手抓国外事务，制定工作计划必须使国内与国外并举。当然，刚开始仍然是一头重一头轻，但是，每一个部门都必须组建自己的“国际部”，走出国门，引进和输出并重，促进国内外的交流。外交部只务虚，具体事务应该由各个部门主动实施。

五、集中力量，重拳出击。问题五：什么是中国的“软实力”？

集中资金和人才，大力发展国家项目，扩大影响力，提高竞争力。回顾新中国六十年来的经济发展历程，集中国家力量创办大型企事业项目，已经有很多的成功经验。中国的军工产业、石化、航天、航空、汽车、造船……无不如此。

当务之急，建议国家在文化艺术教育卫生方面加大投入，主动出击，制定一个中长期的面向全球的发展战略。特别是要投入巨资发展中国传统文化、传统艺术和传统医学（中医为主）。

本人曾经建议在中国建设五个超大型的“中华文明园”，分别位于东北、西北、中原、东南、西南。另外，在海外投资建设五个大型的“中华文明园”，传播中华文明，树立中国形象，大力发展文化教育产业。有“中华文明园”和“孔子学院”相配合，虚实结合，刚柔相济。美国的“好莱坞”电影产业和“迪斯尼乐园”就是一个例子。

当今世界，宗教是一种全球性的社会力量。美国利用基督教势力为自己服务，我们应该怎办办？大力扶持儒家、道家和佛家思想文化研究，支持中国的道教和佛教，加强宗教管理水平，培养中国自己的基督教专家和伊斯兰教专家， 使五大宗教和谐共处为建设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作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