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声明：对于我一直很尊敬的绕毅教授，对于在中国生物学界具有很高威望和卓有成就的饶毅教授，使用这种尖锐的言辞是不恭敬的，然而，却是无可奈何迫不得已。我的态度是真诚的。我不得不用饶毅教授的方式方法，直接了当地和他进行交流和对话。因为这是一个极其严肃的问题，不能不认真对待。

首先让我们了解一下饶毅教授最近发布的一个观点《中国科学发展的潜在隐患》，这是一个很有启发性的问题。出于对饶毅教授的尊重，请看有关背景知识和饶毅教授的主要观点：

饶毅，著名生物学家 ，教授、博士生导师 ，首都医科大学校长 ，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理学部主任、生物学讲席教授，北大麦戈文研究所创始所长，北大-清华生命科学联合中心创始主任，北京脑科学与类脑研究中心 创始主任 。长期从事神经生物学研究 。

近来中美关系紧张局势愈演愈烈，人们的一个基本共识是：美方挑起争端，重要目的之一是遏制中国在科技和经济实力上的快速发展；对其而言，如果能够“保住绝对优势”，就意味着依然拥有“绝对优势”。

面对压制，从中国的角度来看，我们如何反思并进取？饶毅先生着眼于中国未来命运，分析了中国科学发展的潜在隐患，他认为：尽管我们愿意以中国科学“古代行、现代不行”来鼓励自己，但不能不清醒地认识到，我们民族缺乏科学传统，我们文化对真理的追求不足，对自然的好奇心也相对较弱，科学在中国的发展历史也十分短暂（事实上真正有共识地稳定发展科技的阶段，也只是近来这几十年时间），加上“实用主义”文化的普遍盛行，我们下一步如何提高科技人才质量、扩大科技人才规模，激励高质量的人才加入科学技术研究队伍中，正面影响中国的未来，依然是很大的挑战。

一、中国在古代到底有没有过科学？

第一点需要说明，中国流行一百多年的一种说法：“中国古代有很好的科学传统，到明清后中国科学落后于西方”，是误传。

误传含有善意的原因。鸦片战争后，中国内忧外患，国人希望中国强大，提出我们“古代行，现代不行”以鼓励自己。

这种的说法传给外国人，特别是由英国的李约瑟再用英文说一遍以后“出口转内销”，对我们的心理有很大的安慰作用。这是在我国普遍自信比较低的时代诞生的一个迷思。

这一说法违反基本事实。中国在古代有没有过科学？有，但很弱，而且特别缺乏抽象、系统、深刻的科学，有的主要是比较简单的、接近实用和实用的，如与天文、农业、医学相关的科学。

以古希腊为重要起源的科学，经欧洲传入阿拉伯，再从阿拉伯传回西方，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很长的历史过程，而中国极少参与。

看过欧几里德《几何原本》的，就系统性、深刻性、准确性而言，会感慨两百年前的中国是否达到西方科学两千多年前的程度？

中国传统在科学方面不如西方，但我们并非愚蠢的民族，而是我们的智力主要没用于自然科学。

我们的人文，例如中文的诗歌，可能有些人会认为是比英文的诗歌要美很多，包括结构上的巧妙。在两千多年前、甚至一千年前，很难看出选择科学、还是人文一定会有很大的不同。最近几百年，人类才认识到自然科学传统的巨大意义。

我们的文化对真理的追求相当弱，对自然的好奇整体上也是相当差。不仅以前差，现在恐怕还是不能盲目乐观。对真理和自然的态度成为文化传统的重要短板，今天可能不仅影响我们的科学技术，而且对我们的社会也有影响。

二、为什么中国科学发展的历史很短？

我们的科学主要是从国外、特别是西方引进，西学东渐最初很慢。几百年前一般人包括大多数中国人看不到科学的意义。

西方传教士为了传教而用科学技术来向我们展示西方文化，用科学技术作为例子，而中国人还称之为“奇技淫巧”。

当时只有很少数的中国知识分子在翻译西方科学著作的时候，深刻地体会到西方的科学很强，而且远优于我们，但中国人普遍不了解。

1840年鸦片战争，西方枪炮打开中国大门以后，中国才有共识：我们的科学技术不如人，而科技对国家整体发展很重要。

此后，我们引进科学的速度加快，同时我们国家小学、中学、大学逐渐普遍采用西方模式，替代了中国原来以文科为主的教育。

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学逐渐建立，西方的理科教育引进中国。理工科大面积引进西方教学的模式和内容。

迄今绝大部分的中小学和大学的理工科教材，以西方科学的体系和成就为内容，教科书以翻译西方的教科书为主，有少数编译在翻译的基础上加入了自己的说法。偶尔出现过中国写书西方用的情况。

1940年代，北京大学生物系的李景钧教授，用英文撰写《群体遗传学》一书，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在50年代初，因为李森科主义在中国流行，李景钧被迫离国出走，通过香港转至美国，在美国重新出版了这本书，且再版几次，成为全世界的群体遗传学教科书。当然，李景钧在北大写书的内容仍为西方科学成果。

1949年以前中国条件很差、科学研究规模小。我们经常讲西南联大或北平协和医学院，她们确实在一些学科取得了重要成就，程度相当高，有可能清华大学数学系同时拥有陈省身和华罗庚的时候，是迄今为止我国数学离世界数学高峰最近的时候。

国民政府主要在南京成立了中央研究院，蔡元培任院长。一方面经费有限，另外一方面，中央研究院和北京的北平研究院在建立以后不久，特别是当其房子建好不久，抗战就开始了，投入后得到的回报有限。当时做科学的人少、规模小，谈不上蓬勃发展。

1949年以前，除了国家内忧外患、经济情况不能支持大规模的科学技术研究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中国人并不很喜欢自然科学，中国人真正愿意学自然科学的很少。

北京大学生物系在创办的前几年，一共只有三个学生，其中之一是现在中国科学院物理学家郝柏林的父亲郝景盛。其他学科比生物可能好一些，但好不了很多，学科学的学生人数相当少。

从1949年到也许是2000年左右的50年间，因为不敢做官发财，中国人愿意做自然科学的较多，也许是中国历史上不仅空前、还绝后的对科学兴趣最高的年代。但是，中国的经济情况并不允许支持大规模的科学研究。

中国科学院多个研究所，与民国成立的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有承接关系，带动中国科学。曾定位科学院做研究，高校做教育，出现争议。热情最高的年代经费局限，两弹一星以及相关的学科得到支持。

屠呦呦这一辈人的老师主要是西方留学生。屠呦呦和她的课题组在青蒿素方面做得很漂亮，她获诺贝尔奖是当之无愧的。

毛泽东去世之后，邓小平对中国发展有很大的推动。他支持中国高等教育和科学技术，1970年代中晚期很多年轻人投身科学技术与那时风气分不开。不过很快大家意识到中国科学技术与西方有很大差别，很多人出国留学。

从70年代末到90年代末，虽然中国人对科学感兴趣，但出国造成了中国国内自然科学人才的缺乏，虽然有少部分人回国、还有更少部分人在中国也做了重要工作，但留学对中国国内科学技术在短时间造成的直接问题是负面为主，长期也许还是带来了更多正面。

中国投入自然科学的经费直到90年代都非常有限。经费的增加主要是1998年北京大学百年校庆的时候，联合清华大学向国家提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也就是所谓“985”计划，而同期中国科学院向国家提出“知识创新计划”。

两个计划为高校和科学院带来了新的资源。但1998年高校和科学院都不清楚支持能持续多久，当时主要目的是救穷救急。

985和知识创新计划到2003年得以延续第二期，大家也看到中国经济的发展会持续，所以中国高校和科研机构普遍能够真正、而非口头上考虑如何发展科学。

在之前都是某个特殊计划按某个当时的情况投入，而2003年以后大家共同认识到中国可以稳定地发展科学，真正能摆脱当时的问题，用心思来想发展，如果说主要是这十几年，也有一定的道理。

了解科学在中国的历程，虽然可以算100多年，但很多人有共识可以安心考虑发展只有十几年。

三、华人群体盛行实用主义

是否我们就一定可以快速、长期、稳定的发展？很多人包括我自己都这样希望。希望与现实的距离与第三点有关：华人是一个盛行实用主义的群体，不论是国内还是海外。而实用主义可能促进科学，也可能促退科学。

“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是实用主义的口号，从1950年到2000年可能让较多人对科学技术感兴趣。但那50年的兴趣不是因为我们真正对真理有追求、对自然有好奇，而是1949年发现升官发财此路不通。

作为整体，我们中国很多人对科学感兴趣是因为实用主义。虽然当时口号也叫向科学进军，但恐怕实用才是中国人愿意做科学最大的原因。这个原因一旦消失，科学技术的人才就出现问题。

经济发展快的现在，升官发财再度成为中国人的追求。海外华人本质上也很实用主义。即使很多海外华人说不回国是因为在国内创造性的教育环境比较差，影响孩子的教育。

经济发展快的现在，升官发财再度成为中国人的追求。海外华人本质上也很实用主义。即使很多海外华人说不回国是因为在国内创造性的教育环境比较差，影响孩子的教育。

但仔细看海外的华人，他们的第二代大部分人是学实用的职业，按当地赚钱为标准，其中学医算高尚的有道德的赚钱，从事忽悠行业的华人子弟比较普遍，学自然科学、以自然科学为职业的海外华人的第二代、第三代比例相当低的，显示我们中国人万变不离其宗的实用主义。

即使有1950年到2000年左右50年的中国人表面对科学的较高兴趣，其实科学在中国、在华人里都相当弱，它没有成为文化。

今天我们既可以看到科学经费和其他的环境条件对中国发展科学是越来越好，同时我们要考虑缺乏对真理的追求、缺乏对自然的好奇的文化，实用主义对中国科学进一步发展有很大的负面影响。

有幼稚的观点，认为莫言得文学奖、屠呦呦得医学奖是中国要井喷诺贝尔奖。我们做出的重要科学工作会与日俱增，但增加并非无限的，限制之一是我们科学人才越来越少。

条件的上升曲线和人才的下降曲线将决定我们中国科学最后的高度，不一定是不断上升，而可能出现平台，而平台的高度不一定能够达到我们希望的高度。

我们经常喜欢说中华民族是勤劳、勇敢、智慧的民族，我们当然希望是这样，我特别希望是这样，但智慧不是很容易衡量的，如果你要用自然科学来衡量，那我们差得还是很远。

我们要证明自己有智慧，还有相当大的距离，还有相当多的工作。对于我们来说，证明我们是有智慧的民族是一个很有挑战性的事，而不是已经证明了、更不是举世公认。

四、中国未来需要自然科学

对任何一个大国来说，科学技术与国家的未来至少在相当长的时间是密切相关的，英国的强盛、德国的崛起、美国的崛起、日本的崛起，都有很强的科学基础。

美国在19世纪末经济发展的同时，实际为其科学做了很多准备。其中很重要的一方面是美国一批企业家推动、支持建立了美国现代的大学，这些大学在二十世纪起了很大作用。19世纪的哈佛、耶鲁在全世界无足轻重，因为当时它们并没有很强的科学基础。

美国在研究方面突出的是霍普金斯大学，它在19世纪成立以后，学习德国的研究型大学，有教学、有研究。

好了，以上大段引用了饶毅教授的主要观点，很有意义，很有启发性。我很赞同和欣赏饶毅教授的部分观点。然而，饶毅教授的观点具有很大的误导性和煽动性，因为其中有严重的错误认识不得不开展批判和纠正。鄙人位卑言轻，如此冒犯绕毅教授是大不敬。况且，绕毅教授不是一个人，他所代表的许多科学家，如清华大学的施一公教授和研究科学史的吴国盛教授等等。

“中国在古代到底有没有过科学？”

这是一个极其严肃的科学问题，也是科学史上至关重要的一个问题。这就涉及到对于中国古代科学，诸如中国古代天文学、古代农业科学和古代医学（中医）的认识和评价问题，毫无疑问，饶毅教授对此是完全否定的。

如何看待中国古代科学？如何认识现代西方科学的发展变化？如何认识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开始的科学革命的新趋势？

可以说，天真的饶毅教授对此几乎完全无知。他愚蠢地认为科学永远停留在古希腊的哲学观点上停滞不前，而且必须如此才能保证科学的顺利发展和继续进步。对于生物学和生态学最新出现的革命性变化完全没有了解。我对饶毅教授的愚蠢和自以为是的傲慢感到可悲可叹！不应该吗？

让我们一起学习一下诺贝尔奖获得者、著名的伊利亚.普利高津的著作《确定性的终结》（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一版）的部分观点：

“我坚信，我们正处在科学史中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上。我们走到了伽利略和牛顿所开辟的道路的尽头。……我们现在却看到确定性的腐朽和物理学定律新表达的诞生。”这个观点难道不值得饶毅教授、施一公教授和吴国盛教授等崇拜西方科学的先生们注意和学习吗？

普利高津在书中强调指出：“本书所阐述的结果把现代科学拉近中国哲学观点。自组织的宇宙也是“自发”的世界，它表述一种与西方科学的经典还原论不同的整体自然观。”爱因斯坦说：“时间是一种错觉”。普利高金说：“确定性才是一种错觉”。是不是让饶毅教授们很崩溃啊？

我在拙著《中国生态学》（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一版）中对中国古代科学的整体论有深入讨论。我感到很荣幸，在普利高金去世之后出版了和他的观点遥相呼应的《中国生态学》，在许多根本问题上我们可以说是不谋而合。

饶毅教授所研究的生命科学、神经科学和脑科学发展的领域对于普利高金的“混沌”理论应该并不陌生。对于普利高金的科学思想应该有所了解。那么，令人奇怪的是：普利高金对于中国哲学的高度评价和当代生命科学的革命性的发展趋势，尊敬的饶毅教授为什么会置若罔闻呢？

从传统生物学时代到现代的生命科学时代，尤其是当代生态学的发展日益综合化，整体论哲学的科学价值日益凸显。难道饶毅教授不知道吗？

饶毅教授的科学批判精神很令我佩服。他的科学观念却如此僵化保守令人吃惊。饶毅教授的科学思维如此老化让我非常失望，他的威望和他极其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掩盖了他的无知和愚蠢，他的傲慢与偏见误导了他的科学研究，束缚了他的科学视野。这不是很可惜吗？不是太遗憾了吗？对于一个曾经长期很尊敬和非常喜欢他的人而言，对于他的无知和愚蠢是无法容忍的。他所发表的许多真知灼见和对于中国科学教育界的宝贵的批评意见始终令人尊敬和爱戴。但是，对于他所发表的傲慢的偏见和对中国古代科学的无知，我不能不表示严肃的批评和严厉的声讨！为了中国科学的未来，为了中国文化的尊严，为了北京大学的荣誉，我必须拿出宝剑，和我所尊敬的饶毅教授展开决斗！明辨是非、坚持真理，我们别无选择。

作为一个自然科学家和理科生出身的饶毅教授，如果说他对中国古代文化缺乏了解，对中国古代科学缺乏感情，对于中医的科学精神缺乏认识，这都是可以谅解的，出现不可避免的误会和偏见也是可以宽容的。但是，如果饶毅教授不认识普利高金的科学思想，没有阅读和学习过普利高金的著作《确定性的终结》（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一版），这岂不是孤陋寡闻的严重缺憾吗？窃为饶毅教授感到羞耻。如果不了解普利高金的“混沌理论”，又如何能够胜任神经科学和脑科学方面的前沿研究呢？

须知，科学是一个不断发展完善的体系，而不是僵化的概念。20世纪后期出现的“系统论”、“信息论”和普利高津的“混沌理论”与“耗散结构理论”都是现代科学发展的最新理论。传统经典物理学所代表的的“确定性”和“精确的”数学理论基础上的科学概念和科学理论正在受到全新的挑战。在生命科学领域的生物学和生态学正在孕育全新的科学理论形态，“整体论”的哲学观点和科学理念正在颠覆着传统科学观点。真可谓“舟已行矣而剑不行”、“求剑若此，不亦惑乎？”饶毅先生不也是“刻舟求剑”吗？科学已经发展了，21世纪的科学正在发生新的科学革命，生命科学和生态科学必将发生巨大的革命性的变化而出现新的科学理论。真如普利高津所说：新的科学理论正在接近中国古代的哲学观点。这是中国科学家的优势，未来的科学理论必将会在中国文化中获得新的营养完成新的成长。饶毅先生对于科学的新的发展趋势不习惯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是科学史上前所未有的颠覆性的科学革命。对此，美国生态学家奥德姆也有深刻的感悟。

"我们民族缺乏科学传统，我们文化对真理的追求不足，对自然的好奇心也相对较弱，"（饶毅教授的原话）

对于饶毅教授的这个观点实在令人难以接受。写这个文章就是为了和饶毅教授切磋：提升我们民族的科学修养和追求真理的兴趣，激发中国人对自然的好奇心，这是很好的愿望，我完全赞同和支持。但是，由此否认我们的古代文化和古代科学成就（包括中医和古代生态学等），这是不负责任的。普利高金高度评价的李约瑟（JOSEPH NEEDHAM）所著的《东方与西方的科学与社会》，饶毅教授却嗤之以鼻，或者故意视若无睹。这究竟是为什么呢？饶毅教授留洋归来，以西方学术权威的身份享受人们的尊重和国家巨额科研经费的资助获得中国大量的研究资源。如此轻率地否认中国古代的科学成就，对于中国自远古以来就有的农业科学成就视若无睹，对于中国三千年前就取得了包括青铜器冶炼技术和金矿等开采冶炼技术也可以视若无睹，对于秦汉以来中国人在农产品和花卉养殖和品种培育方面的成就，譬如牡丹、芍药、月季花的品种选育和栽培经验都可以视若无睹？饶毅教授真是非常优秀的生物学家，如此对待中国古代的科学成就可以吗？

按照饶毅教授的观点，中国古代的种植桑树和养蚕的学问以及种植茶树的经验只是初步的应用科学知识，没有严格意义的科学理论。

中国古代的医学成就有目共睹，其独特的经络脏腑理论已经远远领先和超越了现代西医的认识水平。这是几千年前《黄帝内经》的科学理论。

中医经络学说虽然已经存在几千年，但是由于一直无法用科学的手段证实其存在，在世界范围内一直饱受争议。否定中医的一个重要依据就是在解剖学的层面上“无法证实经络的存在”。

2020年美国多名科学家在国际著名期刊《Scientific Reports》上发表论文指出，他们利用最新技术发现了人体内“ 流动流体的超级高速公路”，当时在业界引起了巨大轰动。

经络学说是中医学中最核心的学说，它外联自然，内联五脏六腑，是中医区别于西医的关键所在。证明了经络的客观存在，就可以证明中医的科学性。

古人做解剖的时候可能分不清血管、神经和淋巴结，最后画出来一个不像血管，又不像神经的体系出来。一般的人用常识想想，这个经络是很容易被否认掉的。认识到经络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它将直接证明中医内在的科学性。就拿人与自然的关系来说吧，西医过去一直迷信精密仪器，观察不到人与自然的联系就认为人是孤立在宇宙当中的。而现在，人们逐渐认识到了大自然主要是通过作用于人体的水来影响人体的，而这些水就主要存在于经络系统当中，或者说经络是人与自然沟通的媒介。一旦认识到此，中医在病因认识上的科学性就显示出来了，即人顺应自然则生，违背自然则死，疾病就是人与自然矛盾激化的产物。同理，西医对病因认识上的错误也显现出来了，它并不是因为细胞病变，而是细胞所依赖生存的组织液环境，毕竟细胞相对于它所依赖生存的环境，力量是微不足道的，它们之所以病变，是组织液环境异化，使它们不得不变。要想真正地从根上消除疾病，必须改变细胞所依赖生存的组织液环境，即整体的管理。

　　这段时间美国大选的全球冲击效应，导致很多其他重大消息被忽略。我们发现，近日美国多名科学家已经在国际著名期刊《Scientific Reports》上发表论文指出，他们利用最新技术发现了人体内“流动流体的超级高速公路”。

美国宣布：中医经络被发现

　　美国的这些科学研究人员在文中说道：“长久以来，中医的经络系统存不存在，一直是现代医学质疑的主要对象，我们的研究发现证明 ，中医经络的确是存在的。这将会为未来人类医学的融合性发展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撑，必将促进中国医学与世界医学的结合，产生一个新的时代！”

美国宣布：中医经络被发现

　　比如现在做外科的手术，医生对做手术的部位有什么样的血管和神经都很清楚，下刀的时候都会小心翼翼的，注意不要误伤了神经、血管。但是有哪个外科医生做手术的时候会担心把经络给割断了？经络号称用一把银针就能让它起作用，怎么就不怕手术刀呢？还有，中医说人体十二条经脉有六条经过了下肢，下肢的经脉能影响肝、肾、胃这些重要器官的功能。截肢的病人，这六条经脉全都断了，但是他们除了行走不方便，内脏功能并没有受到影响，都很正常。这又怎么说得通了？

　　针对这些疑问 ，其实很多提问的方式都是不对的，因为西医是分散微观型思维。看问题往往只看细枝末节。有人指出，经络肯定存在，打个不完全贴切的比方，相当于飞机航线的存在。确实存在，也确实没办法拿在手里给人看。经络是人体的能量通路，经是大通路，相当于树干，络是小通路，相当于树枝，穴位是这个能量通路系统和身体表面的交接节点。针灸是通过这些节点的作用来使不正常的通路得到恢复。当然体内还有大的节点（上中下丹田）。

作为首都医科大学校长，饶毅教授对于古代中医的成就和中医的基础科学理论却反足够的了解，这是不可思议的。

或许首都医科大学是完全西化和崇洋媚外的西医大学，可以完全不懂中医和中医药理论。

参考文献：

一、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导论 科学出版社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一版。

二、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 《科学思想史》科学出版社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一版。

三、伊利亚 普利高津 《确定性的终结》（时间、混沌与新自然法则）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8年12月第一版。

四、张正春 王勋陵 《中国生态学》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一版。

五、E.P.Odum《生态学基础》，孙儒泳等译 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第一版。

六、H.T.Odum《系统生态学》，蒋有绪等译，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一版。

七、（美）恩斯特 迈尔 著《生物学思想发展的历史》，涂长晟等译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教育出版社1990年8月第一版

注释：恩斯特.迈尔（Ernst Mayr,1904-2005）,原籍德国，于柏林大学毕业后即留校工作（1926-1932）。30年代初去美国，在美国博物院任职（1932-1953）并入美国籍。后辞去博物院院长职务转入哈佛大学任讲座教授（1953-1975），并兼任美国多所大学客座教授。1975年退休后被授予哈佛大学终身名誉教授。迈尔是美国科学院院士，著述盛丰，重要著作有：《系统学与物种起源》（1942），《系统动物学的原理和方法》（1953），《物种问题》（1957），《种群、物种与进化》（1970），《进化与生命的多样性》（1976），《进化生物学》（1981），《综合进化论》（1980，主编），《生物学思想发展的历史》（1982），《生物学的新哲学》（1988）等。

（未完待续）